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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寺院
    寺院:读音sìyuàn;英文名temple;monastery;指供奉神佛的庙宇,有时也指其他宗教的修道院。但一般是指佛教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寺院是出家人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是佛教信徒顶礼膜拜的地方,也是出家僧众修行的所在,后来逐步发展为具有多种综合功能的建筑群。 1简介寺院:读音sìyuàn;英文名[temple;monastery];指供奉神佛的庙宇,有时也指其他宗教的修道院。但一般是指佛教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寺院是出家人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是佛教信徒顶礼膜拜的地方,也是出家僧众修行的所在,后来逐步发展为具有多种综合功能的建筑群。寺院最早起源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在印度佛陀时代,最初称寺院为“精舍”,例如设于中印度王舍城的竹林精舍与舍卫城的只园精舍,便是佛教最早的寺院;由于当时精舍大都建筑在都城郊外幽静的林地,故又称“兰若”,意即寂静之处;又称“伽蓝”,意指僧众所居的园林。寺院在中国就是佛教传教的场所,是外来文化。佛教大约在汉代传入中国。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国便有了寺院这种建筑,有记载的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是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东12公里处的千年古刹----白马寺。史载,佛教于公元67年传入中国,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营建的第一座寺院。相传,当年著名的佛教学者摩腾、竺法兰是用白马驮着佛经、佛像来到中国的,所以这座寺院便取名为“白马寺”。(右图即为白马寺)宋代以后,汉传佛教寺院的建筑平面逐步模式化,形成了“伽蓝七堂制”。即:佛寺通常坐北朝南,沿山门南北中轴线,保持一定的距离修建若干殿堂,殿堂建筑大致按以下顺序排列:山门殿――弥勒佛殿――大雄宝殿――本寺主供佛殿――法堂――藏经楼(阁)。配殿和附属设施是分布在中轴线东西两侧对称建造的次要建筑,通常由钟楼(东)、鼓楼(西)、伽蓝殿(东)、祖师殿(西),以及客堂、禅房、斋堂、寝堂、浴堂、寮房、西净(卫生间)、放生池等组成。寝堂等生活设施按内(出家人)东外(居士、施主)西的原则安排。这样,寺院就成了一组规模宏大而排列有序的建筑群。[1] 2起源传说寺庙是中国佛教建筑之一。起源于印度的寺庙建筑,从北魏开始在中国兴盛起来。这些建筑记载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宗教的兴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寺庙建筑起源于印度。中国在南北朝时代大规模兴建寺庙成风,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首都洛阳内外有一千多座寺庙。唐朝诗人杜牧的《江南春》待中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南朝寺庙之多。 3思想观念宇宙观中国寺庙建筑则恰好相反,它有意将内外空间模糊化,讲究室内室外空间的相互转化。殿堂、门窗、亭榭、游廊均开放侧面,形成一种亦虚亦实、亦动亦滞的灵活的通透效果,所蕴涵的空间意识模糊变幻,这与中国天人合一、阴阳转化的宇宙观有深层联系。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空间与时间的无限,即为宇宙。“宇”字本意为房檐,无限之宇,当然则以天地为庐。这个宇宙观,把天地拉近人心,人与自然融合相亲。“以天地为庐”的观念古已有之,“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记•乐论篇》)、“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人乃一大调和,那么艺术———“乐”,就应该体现这一调和。所以,中国寺庙建筑群才会有那么多的室外空间,它并不把自然排斥在外,而是要纳入其中,“深山藏古寺”,讲究内敛含蓄。主动将自己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另一方式的自我肯定:寺既藏于深山,也就成了深山的一部分。“托体同山阿”,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这就是中国的寺庙常选址于名山幽林之故。入世精神理智的入世精神时间绵延流动的绘画美,以理智的入世精神排斥了非理性的迷狂中国佛寺不论规模地点,其建筑布局是有一定规律的:平面方形,以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本寺主供菩萨殿———法堂———藏经楼这条南北纵深轴线来组织空间,对称稳重且整饬严谨。沿着这条中轴线,前后建筑起承转合,宛若一曲前呼后应、气韵生动的乐章。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萧默认为,欧洲的教堂建筑是属于雕刻式的。它的出发点是面,具有强烈的体积感,它借助于墙和屋顶,造成一个自足的空间,以不凡的形象傲视自然。雕塑呈现出一种时间的静止状态,在这种静谧之中,神的力量愈发穿透时空。而中国寺庙建筑则是绘画式的。中国画里的殿台亭阁、山川池径,都是用粗细浓淡长短不同的线条来表现的。中国寺庙建筑的出发点也是线,柱、梁、额、椽、拱等,宏观来看都是一种线,这些线条交织网罗,便构成了图画。这里,每一处建筑个体都不是独立自在之物,就像中国画中任何一条单独的线,离开了全画就没有了生命力。所以,大雄宝殿只有在配殿与山林的烘托下,才显得既典雅庄重又富有深幽意境。中国寺庙的建筑之美就响应在群山、松柏、流水、殿落与亭廊的相互呼应之间,含蓄温蕴,展示出组合变幻所赋予的和谐、宁静及韵味。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与山水画“可游”“可居”理论是一致的,它不在意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是展现能供游览的生活场所。它不像欧洲大教堂那样,人突然一下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中国寺庙建筑这种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上是在把空间意识转换为时间进程,当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楼阁的不断进程之时,他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安适和环境的和谐。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了时间绵延流动的美,以理智的入世精神排斥了非理性的迷狂。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人神同在神的居所与人的居所一致,旨在表明乐土就在现世,天人合一,人神同在萧默指出,欧洲中世纪是一个漫长的宗教长夜,君主制屈居于神权之下始终不能茁壮成长,教会成了社会的中心,“君王施权于泥土,教士施权于灵魂,灵魂的价值超过泥土有多大,教士的价值即超过君王有多大”(《中世纪教会史》)。因此,国家才会如此不计工本地去营造富丽堂皇的教堂,那些著名的教堂往往耗时上百年才能建成。在古代中国,相对于君权而言,神权基本始终没有占据上风,这在中国寺庙建筑上亦得以体现。“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重视实用理性的孔门儒学对鬼神采取了清醒的态度,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提醒积极的现世关怀。历代有作为的皇帝对于宗教也莫不从实用出发,佛的因果轮回、道的清静无为都是可以利用的,一旦宗教和皇权产生矛盾,就坚决限制,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四位皇帝就曾经下令灭佛。因此,中国的佛寺竞相博得皇帝的恩宠,无不以获得御赐的匾额为幸。中国始终没有产生像印度教的梵天、湿婆之类神秘恐怖的观念和信仰。佛国并非超然物外,渺不可寻,而是一切普通善行的必然报答,是辛苦恣睢的生命历程之后的自然归宿。所以净土信仰在中国大行其道,净土宗认为只要一心念佛,百年后便可顺利得到佛的接引。禅宗的出现更是表明了信仰与生活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不需要一切繁琐的教义仪式,不必出家不必苦修也可成佛,并且,成佛也就是不成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超脱的境界,也就是成佛。中国的寺观是以平民难得一见的宫殿为蓝本来建造的,这既显示了佛的尊贵,又形象化展现了佛国的富饶安乐。如建筑学家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十论》所言,神的居所规格是由皇帝来规定的。例如:屋顶的最高规格庑殿顶,是为皇宫主殿及佛殿专用;斗拱只许皇宫、寺观和王府使用;黄琉璃瓦只有宫殿及佛殿可用,而王府及菩萨殿只能用绿琉璃瓦。可见诸神受到皇帝颇高的礼待,但他们并不能凌驾于皇威之上,其规格在都城没有超过皇宫,在郡县没有超过王府和衙署。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神的居所与人的居所一致,其实旨表明乐土就在现世,在人间,天人合一,人神同在。总之,一个民族特定的心态与其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欧洲教堂建筑注重表现人心中的宗教狂热,并把它具化为实在的视觉形象,而中国的寺庙建筑则受儒教实用理性的影响,重在再现人们内心世界的宁静与平安。 4功能作用寺院不仅具有弘法利生的传统佛教的重大作用,还至少具备如下七个方面的功能:一、传法教育的功能。二、庄严国土、美化环境的功能。三、维护生态平衡的功能。四、接引信徒实践佛陀教诲的功能。五、保存传统文化的功能。六、抚慰人心、稳定社会的功能。七、旅游观光胜地。 5别称分类寺院有别称有:伽蓝、兰若、精舍、丛林、宝刹等,各有自己的意思。印度的寺院,原有两种:一种叫作僧伽蓝摩。僧伽,义为众;蓝摩,义为园,意谓大众共住的园林。僧伽蓝摩,略称为伽蓝,一般都是国王或大富长者施舍,以供各处僧侣居住的。一种叫作阿兰若,义为空闲处,就是在村外空隙的地方,或独自一人,或二、三人共造小房以为居住,清静修道之所。或不造房屋,只止息在大树之下,也可以叫作阿兰若处。阿兰若,简称为兰若。佛陀时代的比丘除了三衣钵具之外不许有别的财产。因此僧伽蓝是从任何地方来的比丘都可居住的场所,所以称为十方僧物。比丘自建的阿兰若,假如本人远游之后,就等于弃舍,任何比丘都可以迁入居住。精舍:意为修行精进者的居舍,并非精致的小房子的意思。丛林:僧伽蓝摩本意就是丛林。《大智度论》卷三说: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树丛聚,是名为林。僧聚处得名丛林。宝刹:刹意为土田、国土,佛教用宝刹代指寺院是庄严的地方。 6建筑艺术从北魏开始,寺院建筑在中国兴盛起来,但是,印度神庙和佛寺建筑的模式并没有被接受。寺,在中国原来就是汉代官署的名称。相传中国第一座古寺,东汉永平十年所建的白马寺,就是用接待外国宾客的官署枣鸿胪寺改建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把佛寺与官府、宅邱、祠堂混同起来。这是因为在建筑格局上,支配中国人的是根深蒂固的阴阳宇宙观和崇尚对称、秩序、稳定的审美心理,在这种文化一心理的指导下,必然会产生一个建筑模式,而模式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仅宫殿官邸如是,词堂民居如是,寺院道观也如是。所以中国佛寺一开始就融合了固有的祭祀祖宗、天地的柯庙,依然是平面方形,对称稳重,南北中轴线布局,构成整饬严谨,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体。隋唐以前的佛寺,一般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当时的寺院习称“浮屠祠”,礼拜塔中舍利是当时信徒巡礼的主要内容。庙前有廊庑围绕,正中院庭的前后有殿堂,房院为僧房。隋唐以后,造巨像成风,佛殿普遍代替佛塔,佛塔渐渐被挤出寺院,或另辟塔院,或置于寺前后或两侧。禅宗兴起后,提倡“伽蓝七殿”制。七堂为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较大的寺院还有讲堂、经堂、禅堂、塔、钟楼、鼓楼等建筑。明代以后,伽蓝制度已有定式,殿堂塑像也大抵一致。佛寺殿堂的配置大致是,以南北为中轴线,自南往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再后是藏经楼。东西配殿则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寺院的东侧为僧人生活区,包括僧房、香积厨、斋堂、茶堂、职事堂(库房)等。西侧主要是云会堂(禅堂),以容四海云游僧人而名。山门一般有三个,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山门常盖成殿堂式,殿内左右分塑二金刚力士,守护佛法。山门而后的天王殿,中供大肚弥勒,弥勒是释迦的继承人,称为“未来佛”。弥勒像的左右分裂四大天王像,掌管东西南北四大部洲的山河大地,又称为“四大金刚”。弥勒像的背后是护法神韦驮天尊。大雄殿供奉主尊释迦牟尼像。供一尊佛,或释迦佛或毗卢佛或接引佛,有的供三尊佛,或三世佛(中释迦佛、左东方药师琉璃光佛、右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或三身佛(法身、报身、身)。主尊两侧,常有左右胁侍,即老“迦叶”、少“阿难”,或塑文殊、普贤两菩萨。殿内东西两侧面,多塑十八罗汉像或二十诸天。佛去背后多塑一堂“海岛观音”。法堂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是寺中仅次于大殿的主要建筑。最后是藏经楼,珍藏佛经的地方。大雄宝殿两旁的东西配殿,西为伽蓝殿,供像三尊,中波斯匿王,左陀太子,右给孤独长者。两侧常供十八位伽蓝神。东为祖师殿,多供奉达摩或当寺开山祖师。其它尚有库房、客房、厨房、浴室等等,分布四周。此外,园林式建筑格局的佛寺也较普遍。以寺为主,或包以园林,或附缀园林,或穿插园林。与寺庙均衡、对称、封闭相反,园林的配置则追摹自然,灵活多变,园林中水涧溪流,似源头无尽;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似境界无穷。这两种相反的艺术格局构成了中国寺院既有典雅庄重的庙堂气氛,又有自然情趣、意境层深的欣赏。如苏州的灵岩寺、杭州的灵隐寺、夫台山国清寺、广东曲江南华寺、湖南衡山祝圣寺、湖北当阳玉泉寺、成都文殊院等等,都属于此类格局。 7艺术处理中国的寺院建筑样式与宫殿相似,更多地融会了中国宫殿建筑的美学特征,在时间进程和空间的形式上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屋顶的形状和装饰占重要地位,屋顶的曲线和微翘的飞檐呈现着向上、向外的张力。配以宽厚的正身、廓大的台基,主次分明,升降有致,加上严谨对称的结构布局使整个建筑群显得庄严浑厚,行观其间,不难体验到强烈的节奏感和鲜明的流动美。基座,分为普通基座与高级基座;以显示建筑寺庙的等级和风格。普通基座一般用在天王殿,随着院落的进深,基座逐渐升高。大雄宝殿的基座,人们常称为须弥座,须弥是佛教中“位于世界中心的最高之山”,把大雄宝殿置于须弥座上,借助于台基高隆的地势,周围建筑群体的烘托,以显示佛殿的宏伟庄严。开间,平面组合中的佛寺院落大多数开间都是单数,这也是中国古代以单数为吉祥。开间越多,等级越高,如大雄宝殿用九、五开间,以象征“帝王之尊”。其余大殿一般为三间。间的纵深为进深,开间与进深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使整体建筑取得和谐统一的效果。屋顶,寺院建筑的体身部分,体型都显得庞大笨拙,但在屋顶上却利用木结构的特点把屋顶做成曲面形。寺院屋顶造型有底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攒尖顶等,庑殿、歇山屋顶又有单据和重檐两种。飞檐,又使屋顶上独具风韵,那弯曲的屋面,向外和向上探伸起翘的屋角,使十分庞大高耸的屋顶显得格外生动而轻巧,除了屋面是凹曲外,屋檐、屋角和屋顶的飞脊都是弯曲的,彼此相形相映,构成中国古典别具一格的屋顶造型。琉璃瓦饰,建筑屋顶的正脊、垂脊、檐角上置有多种琉璃瓦饰,如正脊与垂脊相交处的大吻,因它有张牙舞爪欲将正脊吞下之势,故又称“吞脊兽”。大吻产生于汉代,称鸱尾。最早的鸱尾呈鱼尾形,鸱是大海中的鲸,佛经上说它是雨神的座物,能灭火,故造鱼形以厌胜。檐角上常排列一队有趣的小兽,小兽的大小多少视寺庙宫殿的等级而定。最高等级共有十个,其顺序是:由一个骑凤的仙人领头,后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狡猊、押鱼、懈豸、斗牛、行什。这些排列的小兽,或象征吉祥安定,能灭火消灾,或是正义公道的化身,能剪除邪恶。这些造型精美,神态各异的小兽,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使本来极无趣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梁思成语)。 8建筑布局一般以塔为主体的寺院: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出现的这种寺院布局,一直流传到公元10世纪以后的一些辽代寺院,例如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的山西应县佛宫寺,便是以释迦塔为主体的寺院,塔内塑佛像,塔后建佛殿。建于辽重熙十八年(1049年)的内蒙古庆州白塔,虽现仅存一塔,当年也是一座寺院,塔后有佛殿。建于辽清宁三年(1057年)的锦州大广济寺,以一座砖塔为寺院主体,塔的前后均有殿宇。另据《全辽文》卷十所载,大昊天寺在九间佛殿与法堂之间添建了一座木塔,说明当时在辽代统治区更能接受以塔为主体的早期佛寺之模式。以阁为主体,阁在前,殿在后:这类寺院可以蓟县独乐寺为代表。该寺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但独乐寺的辽代建筑只存山门、观音阁。辽代佛寺原貌如何,不得而知,幸好辽代奉国寺也属此类寺院。据金、元碑记等文献资料,辽代的奉国寺有七佛殿九间,后法堂、正观音阁、东三乘阁、西弥陀阁,四圣贤洞一百二十间(即围廊),伽蓝堂一座,前山门五间以及斋堂、僧房、方丈、厨房等。对照寺址现状,可知其原在山门内有观音阁,阁后为七佛殿、后法堂。前殿后阁:将高阁放在殿后的布局见于宋代寺院,例如河北正定隆兴寺。寺院中轴线上的建筑有山门、大觉六师殿、摩尼殿、大悲阁及阁前的转轮殿和慈氏阁及阁后建筑。该寺始建于隋,北宋初重建寺内主要建筑大悲阁(现已非原物),并于其北拆却九间讲堂。现存寺内主要佛殿建筑摩尼殿,建于宋皇四年(1052年),慈氏阁、转轮藏也皆为宋代建筑,而大觉六师殿原建于元丰年间(1078~1085年),后遭毁,山门建于金代(1115~1234年)。整个寺院纵深展开,殿宇重重,高潮迭起。院落空间时宽时窄,随建筑错落而变幻。佛香阁与周围的转轮藏、慈氏阁所形成的空间,成为整组寺院建筑群的高潮,具极强的感染力。类似的例子还有东京大相国寺,也是寺院最后为资圣阁,并且有文殊、普贤两阁在前,与其形成三阁对峙局面。以佛殿为主体,殿前置两阁:这类寺院可以山西大同善化寺为代表。善化寺中轴线的建筑有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坐落在高台之上,前左有文殊阁,前右有普贤阁,以及周围回廊。文殊阁及回廊现已无存,但寺院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左右对称的布局仍清晰可见。始建于辽的山西大同华严寺也采用过这类布局,据金大定二年(1162年)《重修薄伽教藏记》记载,华严寺在金天眷三年“仍其旧址而时建九间、五间之殿;又构慈氏、观音降魔之阁,及会经、钟楼、山门、朵殿”。另据《大同县志》卷五所称,华严寺“旧有南北阁”。这些记载均可证明华严寺曾采用“两阁夹一殿”的建筑形式。在辽南京大昊天寺也是“中广殿而崛起……傍层楼而对峙”的格局,因此这种布局是辽代寺院的典型形式。七堂伽蓝式:据《安斋随笔》后编十四所载,禅宗佛寺有七堂。南宋时期,五山十刹为代表的禅宗寺院,多受七堂伽蓝制的影响。日本京都东福寺所藏《大宋诸山图》大约绘于南宋淳 七年至宝 四年(1247~1256年),记载了南宋时期灵隐寺、天童寺、万年寺的平面草图,从这几张图可知当时禅宗寺院布局的一些特点。这几座寺院都以一组沿中轴线布置的建筑群为主体,两侧布置若干附属建筑。例如灵隐寺中轴线上的建筑有山门、佛殿、卢舍那殿、法堂、前方丈、方丈、坐禅室等,而在佛殿的东西两侧出现了库院与僧堂,正是所谓“山门朝佛殿,库院对僧堂”的格局。天童寺、万年寺也都在中轴线上设有山门、佛殿、法堂、方丈,而佛殿两侧是僧堂对库院。这可算是南宋禅宗寺院的典型格局。中轴线上的建筑主要是宗教礼仪性建筑,中轴两侧则更多的是僧人日常活动的建筑。本来僧舍散处在主体建筑之外,而这时建起僧堂,置于佛殿近旁,并与库院相对,提高了僧堂在建筑群中的地位。 9建筑特色寺庙建筑中的特色----铜建筑在中国寺庙建筑群中,从古至今有着很多铜建筑。追溯历史就会发现:太和宫在云南昆明市郊鸣凤山上铜瓦寺内,为在铜瓦殿迁走后于康熙十年(1671年)在原址上补建。殿呈方形,殿内有神像、匾额、梁柱、墙隔等,这些均为铜铸。显通寺铜殿 在山西五台山显通寺内,殿内供一尊铜铸大佛和万尊小佛。此殿为中国现存最大的一座铜建筑。殿前有一对铜塔,属覆钵、亭阁、楼阁等三种形式相结合的塔。武当山铜殿 坐落在湖北武当山主峰天柱峰顶端,为明永乐四十四年(1446年)建。金殿为铜铸鎏金,仿木构建筑。鸡足山铜殿 此殿原在云南昆明市郊鸣凤山铜瓦寺内,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移建到宾川鸡足山上。宝云阁位于北京颐和园万寿山西坡,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仿木结构,通体呈蟹青色,坐落在汉白玉须弥座上。泰山铜亭 在山东泰山岱庙后院东侧,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建于泰山顶碧霞祠,亭体为铜铸件,仿木结构。峨眉华严铜塔 位于四川峨眉山麓报国寺内,是一座覆钵式与楼阁式相结合的塔,建于明万历年间,塔身满布浮雕,佛像、人物、狮、象等均突出于壁面,雕饰之富丽,在大型金属建筑中首屈一指。更是涌现出大量的颇具特色的寺庙铜建筑:朱炳仁一人独创中国当代十大铜建筑。中国当代十大铜建筑是朱炳仁大师在铜建筑领域的代表之作,因而被誉为“中国铜雕建筑之父”。朱炳仁大师以铜金属作为语言,悉心演绎中国当代十大铜建筑,雄奇瑰丽,意韵非凡。十大铜建筑融汇建筑与文化、传统与未来、科技与艺术、中国与世界,尤其注重建筑气质与城市气质的浑然一体,实现对城市本土精神的完美解答与承接,为城市留鉴。同时更使“朱府铜艺”成为中国建筑装饰领域的一枚奇葩。 10佛教寺庙时间绵延流动的绘画美,以理智的入世精神排斥了非理性的迷狂。中国古代寺庙的布局大多是正面中路为山门,山门内左右分别为钟楼、鼓楼,正面是天王殿,殿内有四大金刚塑像,后面依次为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僧房、斋堂则分列正中路左右两侧。大雄宝殿是佛寺中最重要、最庞大的建筑,“大雄”即为佛祖释加牟尼。隋唐以前的佛寺,一般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隋唐以后,佛殿普遍代替了佛塔,寺庙内大都另辟塔院中国古人在建筑格局上有很深的阴阳宇宙观和崇尚对称、秩序、稳定的审美心理。因此中国佛寺融合了中国特有的祭祀祖宗、天地的功能,仍然是平面方形、南北中轴线布局、对称稳重且整饬严谨的建筑群体。此外,园林式建筑格局的佛寺在中国也较普遍。这两种艺术格局使中国寺院既有典雅庄重的庙堂气氛,又极富自然情趣,且意境深远。 11藏式寺院藏式寺院建筑特征金顶:金顶是藏地寺院建筑主要殿堂的标志,它采取梁架式结构,檐四周饰有斗拱,内部立柱支承长额,其上构成梁架,用横梁柱托檩,构成金顶的坡度。门窗:藏族民居的门窗多为长方形,较内地门窗用材小,窗上设小窗户为可开启部分,这种方法能适应藏族地区高寒气候特点,可以防风沙。藏族人民有以黑色为尊贵的习俗,所以门窗靠外墙处都涂成梯形上小下大黑框,突出墙面。考究的住宅和寺院常在土上掺加黑烟、清油和酥油等磨光,使门窗框增加光泽。门窗上的端檐口,有多层小椽逐层挑出,承托小檐口,上为石板或阿噶土面层,有防水及保护墙面、遮阳的作用,也有很好的装饰效果,在西藏的城市住宅和寺院大门经常成为装饰重点,门框刻有细致的边连续三角形几何图案或卷草、彩画等。梁柱:梁柱是藏式建筑中室内装饰的重要部位。柱为木柱,一般无柱础,呈正方形、圆形、八角形以及 “ 亚 ” 字形。寺院和居民中经堂的柱头、柱身常装饰着各种花饰雕镂或彩画,主要图案有覆莲、仰莲、卷草、云纹、火焰及宝轮等等,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梁上常施彩画,梁头、雀替则多用高肉木雕或镂空木雕花饰,涂重彩、色彩艳丽、浑厚,与室内木柱等连成整体,有一定的艺术效果。鎏金技术:藏族的鎏金技术是驰名国内外的特种工艺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著名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以及藏族广大地区寺院的金顶,各种鎏金饰物,如宝塔、倒钟、宝轮、金盘、金鹿、覆莲、金幢经幡、套兽等,在阳光下光彩夺目,相当具有特色。彩画、壁画:藏族彩画技术运用较广。一类多用于内装修木部,如额枋、柱头、柱身、雀替、椽头、椽枋以及门窗棂和经堂、佛殿、主居室、会客室等天棚线脚等;一类用于壁画上,讲究者常常采用沥粉贴金,位置多见于殿内或灵堂内,以及天井院落两侧或殿前回廊的壁上。藏族的壁画、彩画,绝大部分为宗教内容题材。常见的有释迦牟尼佛和黄教始祖宗喀巴传记、故事画,历代藏王、大师的肖像,四大天王、十八罗汉以及礼佛图等;图案如:西蕃莲、梵文、宝相花、石榴花和八吉祥(海螺、宝伞、双鱼、宝瓶、宝花、吉祥结、胜利幢、法轮)等。它一方面受到尼泊尔和印度犍陀罗、波斯等文化风格影响,结合本民族图腾和苯教的图案发展而成;另一方面又深受汉式绘画风格的影响。彩画、壁画技术主要关键在于调色和配色,一般是采用矿物颜料,经久不褪色。它将各种色粉,用石臼擂齑粉,使用时加进水及胶,绘成后上光油。彩画常配合着建筑色彩运用,由于气候寒冷和和民族的性格热情奔放,所以彩画主要色彩喜欢暖调,如朱红、深红、金黄、橘黄等为底色;衬托以冷调,如青、绿为主色的各种纹样,与内地唐、宋时期建筑色调较接近。彩画纹样侧柱头、额枋多用连续十字形、万字形等几何图案,西蕃莲(覆莲、仰莲等)、如意云纹、火焰纹、宝相花、缠枝卷叶、石榴花,亦有彩的梵文 “六字真言” 、法轮宝珠等彩饰。在平板枋、阑额藻头上常作云头彩画“三层方头披肩”、“箍腰佛珠”、“瓣莲”、“带花圈子”等。彩画采用浅色叠晕、沥粉金线勾线,重点缀有橙、红、黄、金白色,色彩重点突出。本椽子用群青、重绘色彩。柱廊为深红色间以浅色或金、白线条垂直划分柱身,有纤细而华丽感,门窗外框一般皆为黑色,特殊寺院、宫殿、住宅采用雕花、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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